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高等教育也是如此。在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越来越高，高等教育办学将会更加规范，质量要求日益也会更加突出；在高等教育体系方面，应用型高等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并随着产教融合的不断深化而完善。从发展趋势看，十四五期间，产教融合也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产教融合的目标和产教融合的主导形式会发生相应的重大变化。

一、产教融合进入新阶段

产教融合的发展是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密不开分。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高职院校率先开展了通过产教融合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探索。高职院校是1999年高等教育大扩招之后才蓬勃发展起来的高等教育的新类型，目前院校数量已达到1400多所，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院校的培养模式在2006年到2012年间的高职示范校、高职骨干下校建设过程中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从封闭式的学科教育为主的培养模式转向以产教融合校企结合为载体的培养模式。

本科高等教育的产教融合是伴随着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发展而发展的。尽管在2010年之前，一些新建本科院校（如合肥学院）和一些省份（如安徽省等）已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了一些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探索。但就全国来讲，在教育部直接指导和推动下的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变则要始于“十二五”期间。通过国家层面规划调控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是我国的显著特征，因此可以按照五年规划，将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应用型院校的建设与本科阶段产教融合的从“十二五”到“十四五”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小范围试点和预热造势阶段，主要集中在2013年1月到15年10月。2013年1月，教育部在全国选择33所高校组成“应用科技大学改革试点战略研究”试点小组，分别成立课题研究组、改革试点指导方案研究组、设置试点方案研究组、国际合作项目组、转型发展工程项目组五个小组。同年，设立了应用科技大学（学院）联盟。教育部主管领导在各种场合宣扬新建本科院校的转型，引起新建本科院校的关注和讨论。2014年国务院发布相关文件，将地方本科转变为应用型作为重要政策明确下来，使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获得了更高的合法性以及更多部门的支持。此后，经过一年多努力，2015年10月，教育部、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共同发布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详细勾画了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从学院设立、专业和课程设置、实习实训安排，学校治理等许多方面强调产教融合校企结合。某种意义上，学校组织是否贯穿产教融合校企结合，是否以产教融合校企结合为载体成为应用型高校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重要区别。

第二阶段是全国范围内的试点与推广，从2015年10月到2020年，也就是贯穿整个“十三五”时期。三部委“指导意见”出台后，许多省份随之也出台了地方高校转型发展试点的指导意见，到2016年3月，全国已经有180多所高校被确定为转型试点院校；到2019年2月，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统计，全国范围内有300多所院校或整体或部分地参与转型试点。考虑到虽然没有被正式列入试点名单，但实际上接受转型试点理念，现实中开展了转型试点的院校会更多。这些院校通过产教融合校企结合在积极地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方式。

十三五时期也是国家关于产教融合的重磅政策密集出台，尤其是从2017年10月到2019年10月。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这份意见强调企业是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重要主体，把提高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作为重点，提出构建政行企校协同育人体系，明确保障了各方利益的关切点，通过政策组合拳的方式，试图建立校企结合的长效机制。2018年1月，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出台校企合作促进办法；2018年3月，发展改革委发布公共实训基地专项管理办法。2019年3月，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2019年10月，历经两年努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了城市、行业和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定位，指出城市是节点，行业是支点，企业是重点，要求城市发挥承载作用，行业能发挥聚合的作用，企业能够发挥主体的作用。此后，江苏、河南、深圳等省市陆续出头了相应的具体实施意见。从2017年到2019年，国家层次以及相关部委所发布的文件看，已经意识到产教融合进一步深化的瓶颈是在企业，相关政策更多着力突出企业，希望能够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和激励性的政策体系。这与“十二五”时期，产教融合重点放在高校，许多政策文件由教育行政部门出台有很大不同。可以看到，“十三五”期间，国家在产教融合推进方面的思路有了重大的调整，希望通过高校外围环境的改变来为地方本科高校转为应用型提供重要的支撑和助力。国家层面政策落实到地方，通常还需要各地出台更具体的实施意见，而地方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则“十四五”期间需要解决的事情。

第三阶段是深度转型与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时期。在“十四五”期间，地方高校转型发展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产教融合面临的条件和应用型高校发展的任务目标与前两个阶段有很大差异。首先是在十三五期间出台的重要政策、产教融合的基本制度框架需要进一步落实，这为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型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资源，“十四五”期间仍然会有大批普通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第二是，对已转为应用型的高校而言，需要明确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从许多省份和转型高校的实践看，有不少已明确把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作为发展目标。基于这样的情况，“十四五”期间，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和产教融合的建设应该把“深化提高、完善体系，发挥效益”作为总的目标。所谓深化提高是指深化内涵、提高质量，也就是说产教融合校企结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这种模式的教育内涵应更加丰富、更加完善和成熟，所培养的人才质量更高；应用型高校开展的应用型科研更多，更富有成效，能够切实促进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够与应用型导向的教学相辅相成；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内部的组织制度建设更加完善，能够有效地支撑着应用型高校主要功能的履行，应用型高校成为一种区分与传统的以学科为主的类型的特点真正确立起来。在体系方面，应用型高校成为地方高校的主体，城市行业企业与应用型院校实现真正的融合发展，产教融合制度真正地稳定地确立下来，有效地运行，应用型高校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能够发挥出让地方企业和政府看得见感受的到的作用。

二、新阶段的主导形式

产教融合是我国应用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载体，主要是通过具体的校企合作过程实现的。现实中，校企结合的形式是多样的，可以根据校企结合涉及的跨界主体的多少以及合作程度的深入程度，将校企合作分为低级/简单类型、中级类型、高级/复杂类型。

校企合作较为低级或简单的类型通常表现为双方的合作多处于浅层次的，双方的交往是较为单一的，甚至是单向的，通常不需要双方进行组织结构或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就能适应。如一些转型高校缺乏相应的应用型教师、缺乏课程、实训基地等，一些教育型企业或者以生产性企业为背景衍生出来的教育型企业则会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提供。比较典型的由教育部规建中心牵头的一些产教融合型项目。更常见的是单个学校与单一企业进行的围绕某些资源的提供而进行的合作，如企业接受高校学生的实习，技术人员参与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担任相应专业的兼职教师。

校企结合的中级形式以产业学院或协同中心为典型，这种形式就需要主体之间投入更多的时间、人员和其他资源，并且将相关的合作制度化，而且往往是“一家高校对多家企业’的形式”。在地方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过程中，一些发达地区的高校普遍发展出了产业学院这种形式，集中于当地的产业集群或产业链中的主要企业，而不是一家企业，将多家的企业资源吸收为学校所用，这种所用更多地体现在与产业结合相紧密的课程学习、项目教学上，产业学院多采用虚体形式，与实体的二级学院相配合。如江苏的常熟理工学院、浙江的树人学院、万里学院以及浙江大红鹰学院，广东的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东莞理工学院等。这种模式获得了教育部、工信部等部委的高度认可，在2020年的8月还联合发布“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以促进这种校企结合形式的健康快速发展。

当然，建设产业学院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为应用型高校提供教学资源，还希望能够促进应用型科研的发展。在应用型科研的开展方面，一些高校也不断地升级合作形式，由简单的提供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成果转化，或者是技术合作发展到成立科研的协同中心，带动一个区域或产业链上的企业的技术发展。如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围绕香精香料产业建立的协同创新中心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校企合作的高级形式是区域性产教融合生态系统的形成。在这种生态中，多种力量，如政府、行业、学校、企业等共生且相互促进，各方之间的互动发挥了生态效益，各方之间的行为并不仅仅是处于利益计算，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各方的行为多是自然的，无意识的，却能够产生共赢的效果，校企合作相关各方的行为并不是刻意为之，却能够自动维持。这样的形态在经济发达的一些区域已经有出现了一些雏形，如宁波地区和佛山地区。如宁波市教育局通过在当地高校扶持支撑当地产业的特色学院，加快这些学校与产业的联系，同时还非常重视中介组织的建设，如跨境电商协会、教育联盟等，力图构建当地的产教融合的生态系统。佛山地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主动根植于产业，服务于产业和引领产业，重视产业学院的建立，重视专利的转化，融入于当地的创新体系之中；而当地的政府也积极引导企业、高校参与研究生培养基地，这样在政府行业企业和高校之间形成了良性的循环系统。

结合产教融合的发展阶段来看，第一阶段，低级或简单的形式占据着主导地位的，进入第二阶段，产学学院则逐渐成为一种广受赞誉的模式；产教融合发展到第三阶段，生态模式逐渐受到重视。但要使生态模式成为产教融合发展的主导模式，不仅要构建高校外政行企校之间的生态系统，在高校内部还也还需要形成有利于产教融合校企结合的生态。

（《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2021年第1期）